一、引言：一个名词的千年回响

“黄肠题凑”一词初见于班固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三国魏人苏林为之作注：“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，故曰黄肠;木头皆内向，故曰题凑。”短短十六字，为后世留下了一把解读汉代最高等级葬制的钥匙。黄者，柏木之心，色如姜黄，质坚耐腐;题者，头也，凑者，聚也，万木端头内向聚合，围成椁室。这一葬制并非凭空而降，而是中国木构棺椁传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巅峰呈现，是汉代礼制、技术、经济乃至政治哲学的物质凝结。

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北京大葆台、长沙陡壁山、江苏高邮、河北定县等地相继发现黄肠题凑墓，考古学为文献注入了骨骼与血肉。本文拟以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，梳理黄肠题凑的名实之辨、形制特征、等级意涵及其由木转石的技术嬗变，进而探讨这一特殊葬制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象征地位与历史命运。

二、名实之辨：何谓“黄肠”，何谓“题凑”

苏林之注虽简，却字字精要。“柏木黄心”四字，划定了黄肠题凑的第一道边界：非柏木不可，非心材不可，非姜黄色不可。柏木(Platycladus orientalis)乃我国特有树种，其心材呈温暖之姜黄，纹理致密，结构细腻，耐水湿，抗腐强，且自带清芬。在汉代工匠眼中，此木“宜于墓葬”不仅是功能判断，更是价值赋义——色泽如金，质地如玉，恰与帝王“梓宫”相配。

“致累棺外”点明空间位置，“木头皆内向”揭示构造逻辑。所谓题凑，并非简单堆叠木材，而是将每一根柏木的横断面朝向椁室内部，形成四面皆为木端攒聚的视觉震撼。若从内侧环视，不见木身之纵长，但见木端之密列，如千矢集簇，万头攒动，题凑之名，由此而生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黄肠题凑必须同时满足材料与形制两个条件。缺少柏木黄心，即便叠木内向，亦不得称黄肠;若用柏木却未作题凑之构，亦仅能称柏椁，而非题凑。严格的名实对应，正是礼制严谨性的体现。

三、溯源：从柏椁到黄肠题凑

黄肠题凑并非横空出世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载：“君松椁，大夫柏椁，士杂木椁。”郑玄注：“天子柏椁，以端长六尺。”可见至迟在战国，以柏木为椁已是天子之制，且明确要求“以端”——即木材端头朝外或朝内，已有题凑之雏形。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“兆域图”铜版，其铭文提及“椁以柏”，可与文献相证。

然则春秋战国的柏木题凑与汉代黄肠题凑存在本质差异：前者多为“端头朝外”，后者则严格“内向”;前者所用木材尚不强调必取心材，后者则明确以柏木黄心为定制。从“柏椁”到“黄肠题凑”，不仅是用材标准的提升，更是丧葬理念的转化——由实用性的防腐诉求，上升为可视化的等级符号系统。这一转变完成于西汉中期，恰与武帝以降厚葬之风的盛行同步。

四、鼎盛：西汉黄肠题凑的考古实证

西汉黄肠题凑墓迄今已有多例发现，形制虽大同而小异，共同勾勒出这一葬制的标准图景。

北京大葆台汉墓为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墓，其黄肠题凑由15880根柏木黄肠垒砌于外回廊内侧，平面呈长方形。柏木多加工为90×10×10厘米的规整方木，表面打磨光滑，层层平铺，无榫卯扣合，却密接如铸。每一根木材的端头皆朝向椁室，与苏林注完全吻合。此墓用木之巨，令人咋舌——单墓耗柏逾万根，足见帝王之葬“以多为贵”的物质逻辑。

长沙陡壁山西汉长沙王墓则以179根粗大黄心柏木叠筑椁壁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层数不等，随墓道位置灵活调整。江苏高邮广陵王墓更是形制繁复，题凑平面南北13.5米、东西11.2米、高约4米，前后设门，门外另以短木封闭，共用857根题凑木，且木表涂黄。学者推测，此系以楠木代柏木，涂黄以符“黄肠”之名。这一细节意味深长——它暗示了西汉中期已现优质柏木匮乏之兆，象征符号开始超越物质本体。

综合诸墓，可归纳西汉黄肠题凑之基本特征：一曰柏木黄心，二曰平铺累叠，三曰木端内向，四曰无榫卯而自固，五曰竖穴木椁墓为基，六曰使用者不出帝王、诸侯王及恩宠大臣。这六项特征，既是技术规范，亦是身份标识。

五、等级与僭越：符号的政治经济学

黄肠题凑不仅是葬具，更是权力的隐喻系统。霍光薨，汉宣帝赐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具，枞木外臧椁十五具”，并明言“皆如乘舆制度”——赐臣以天子之制，是殊礼，亦是权术。董贤得“刚柏题凑”，同样出自皇帝特恩。赏赐黄肠题凑，意味着皇帝将部分丧葬仪轨让渡给臣下，在死亡领域复制了生前的恩威并施。

然而，让渡自有其边界。汉代礼制明确规定：天子柏椁，诸侯松椁。黄肠题凑以柏木黄心为之，本属天子专用。北京大葆台刘建墓竟用五重棺木——按制，诸侯王应为一椁三棺，五棺乃天子之制。这一“逾制”现象透露出西汉中晚期诸侯王势力的膨胀，也折射出礼制的弹性空间：当政治权威削弱，丧葬仪轨便成为权力博弈的场域。

黄肠题凑的等级性还体现在用材数量与垒筑层数。霍光赐“各一具”，刘建墓用木逾万五千根，高邮墓题凑高四米，其间高下，昭然可见。木之长短、层之多寡、棺之重数，共同构成了一套可量化的尊卑序列。

六、由木转石：资源危机与符号异化

厚葬必以厚材，厚材必耗山林。一座大葆台汉墓，耗柏近一万六千根;若计西汉十余代帝王、数十位诸侯王，所费柏木当以十万计。柏木生长极缓，成材需数百年，即便尽伐天下柏树，亦难供两百年之挥霍。至西汉晚期，“柏木黄心”已成稀缺资源，高邮墓以楠木代柏、涂黄为饰，已是资源危机的明确信号。

东汉定都洛阳，关中、中原柏木资源更形枯竭。一种替代方案应运而生——黄肠石。河北定县东汉诸侯王墓出土黄肠石四千余块，多凿为方柱，长宽各一米，厚0.25米，层层垒砌，围绕墓室，形制与西汉木构题凑相似。河南孟津、偃师等地亦发现多座东汉黄肠石墓。

然而，石非木，黄肠石已丧失黄肠题凑的本质：材料从柏木变为青石，色泽从姜黄变为灰白，质感从温润变为冰冷。所谓“黄肠”，徒存其名;所谓“题凑”，仅剩其形。它保留了西汉木构题凑的空间结构和象征意义，却抽空了最核心的物质载体。这是一场符号的异化——当稀缺资源无法支撑礼制需求时，礼制便以替代物维系其形式，内核已然流变。

随着东汉中晚期砖室墓与石室墓的全面普及，即便是黄肠石墓也逐渐式微。砖石结构更耐长久，更省工料，更适应新的丧葬观念。西汉木构黄肠题凑在流行两百年后，终成绝响。

七、结语：作为制度的葬制与作为符号的黄肠

黄肠题凑是汉代丧葬制度的最高规格，是厚葬之风的物质结晶，亦是君主专制在死亡领域的投射。它以柏木黄心的珍贵材质、累叠内向的宏大规模、与乘舆制度紧密捆绑的等级秩序，将帝王权威从生前延续至身后。然而，恰恰是其对珍稀资源的极度依赖，注定了这一葬制的不可持续。从柏木到楠木，从楠木到黄肠石，从木构墓到砖石墓，技术演变的背后是资源逻辑与礼制逻辑的持续博弈。

今天的考古学者面对大葆台那一万五千余根柏木黄心，既惊叹于汉代工匠的构筑智慧，也感知到那个时代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。黄肠题凑的兴衰，是一部汉代物质文化史的缩影，更是一则关于权力、信仰与资源之间复杂关系的永恒寓言。在中国丧葬文化史上，它以木材为笔墨，以墓室为卷轴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——即便木材朽烂，石刻斑驳，这一葬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制度意涵，依然透过两千年的时光，向今人诉说着汉代的辉煌与局限。